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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4)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周静 林童


 

  “内圣外王”:中华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
 
  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中华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一言以蔽之曰“内圣外王”。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内圣”即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这首先体现在立身以刚健。把自强不息作为君子必备品格。中华文化向来讲求刚柔相济,在刚健中修身立德的同时,也讲求待人接物要温柔敦厚、持谦用柔。谦恭表现于生活,就是俭朴。如果没有俭朴的美德,不能做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也很难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立身刚健、待人谦柔、生活俭朴,三者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完美人格。
 
  二是对和谐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探索。“礼之用,和为贵。”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一直是中华文化追求的目标。为此,先贤们对各种社会角色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探索,有一个重要结论即道德要求的双向性,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婆媳每个角色都要遵循自己的角色道德,且互为依存,不可偏废。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还特别强调明礼诚信。孔子不仅把“信”当作个人必备的道德修养,还将信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礼在伦理道德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伦理道德的外在物质表现。礼将道德整齐划一,同时,道德也通过礼来体现,才更具有可实践性。这种礼与德结合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三是对崇高人生境界的卓绝铸造。追求不朽的人生境界,在先贤看来,立德无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德的内涵非常广泛,要而言之,仁义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明确表示“能行恭、宽、信、敏、惠”即是仁,已有以仁统帅其他道德的意思。韩愈更进一步,提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将仁义置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地位。居安宅、行正路,博爱众生,这种崇高的境界也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些也必将激励我们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以博大的胸怀传承振兴中华文化
 
  徐圻(贵州省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现在我们都认识到要用坚韧不屈的胸襟、与时俱进的态度、改革开放的手段来直面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浪潮,这样才能使中国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达到世界经济水平,进而在其他方面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我们的本、我们的根,必须不断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更新自己。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任何民族要保持完全原汁原味的精神是不可能的。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断过,这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爱国主义、自强不息等一系列优秀的、向上的、有生命力的精神。但今天我们还必须看到固有的、精神上的糟粕,比如因循守旧、盲目崇拜权威等等,还需要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鉴别和改造。在今天的精神生活、行为规范当中有很多积极科学的东西,那是我们文化融合的结果,比如,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责任、创新、博爱,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这些概念都是中华传统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以博大的胸怀来弘扬中华文化,我觉得这个策略非常重要:保证我们的“本”,然后进行整合、融合、发扬光大。
 
  教师代表发言
 
  邱勇军(贵阳市第十六中学办公室主任、语文高级教师):作为一名教师代表,我只谈六个字:“认识”、“践行”、“展望”。
 
  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而且必须是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重要教育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纪40年代,但无论是在东方和西方,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期盼均有着悠久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已出现了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人皆得其宜等为基本特质的大同之世的理想。自此以后,大同之世不仅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先民,而且在近现代构成了接引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正如毛泽东在评价著有《大同书》的康有为时所指出的,中国文化传统虽早就确立了大同理想,却没有能够“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科学,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指明了“社会革命”这样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对包括中国的大同理想在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与升华。
 
  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于她能够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度虚心吸纳外来文化之优长。由于种种因缘际会,现代中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三星会聚”之地,这无疑为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十分丰厚的思想资源。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变革、对充实和升华中华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均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度结合,是中国文化面向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优势互补而又充分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之优长的当代中国文化,必将能够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内圣外王”:中华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
 
  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中华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一言以蔽之曰“内圣外王”。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内圣”即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这首先体现在立身以刚健。把自强不息作为君子必备品格。中华文化向来讲求刚柔相济,在刚健中修身立德的同时,也讲求待人接物要温柔敦厚、持谦用柔。谦恭表现于生活,就是俭朴。如果没有俭朴的美德,不能做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也很难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立身刚健、待人谦柔、生活俭朴,三者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完美人格。
 
  二是对和谐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探索。“礼之用,和为贵。”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一直是中华文化追求的目标。为此,先贤们对各种社会角色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探索,有一个重要结论即道德要求的双向性,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婆媳每个角色都要遵循自己的角色道德,且互为依存,不可偏废。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还特别强调明礼诚信。孔子不仅把“信”当作个人必备的道德修养,还将信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礼在伦理道德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伦理道德的外在物质表现。礼将道德整齐划一,同时,道德也通过礼来体现,才更具有可实践性。这种礼与德结合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三是对崇高人生境界的卓绝铸造。追求不朽的人生境界,在先贤看来,立德无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德的内涵非常广泛,要而言之,仁义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明确表示“能行恭、宽、信、敏、惠”即是仁,已有以仁统帅其他道德的意思。韩愈更进一步,提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将仁义置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地位。居安宅、行正路,博爱众生,这种崇高的境界也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些也必将激励我们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以博大的胸怀传承振兴中华文化
 
  徐圻(贵州省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现在我们都认识到要用坚韧不屈的胸襟、与时俱进的态度、改革开放的手段来直面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浪潮,这样才能使中国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达到世界经济水平,进而在其他方面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我们的本、我们的根,必须不断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更新自己。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任何民族要保持完全原汁原味的精神是不可能的。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断过,这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爱国主义、自强不息等一系列优秀的、向上的、有生命力的精神。但今天我们还必须看到固有的、精神上的糟粕,比如因循守旧、盲目崇拜权威等等,还需要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鉴别和改造。在今天的精神生活、行为规范当中有很多积极科学的东西,那是我们文化融合的结果,比如,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责任、创新、博爱,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这些概念都是中华传统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以博大的胸怀来弘扬中华文化,我觉得这个策略非常重要:保证我们的“本”,然后进行整合、融合、发扬光大。
 
  教师代表发言
 
  邱勇军(贵阳市第十六中学办公室主任、语文高级教师):作为一名教师代表,我只谈六个字:“认识”、“践行”、“展望”。
 
  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而且必须是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重要教育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纪40年代,但无论是在东方和西方,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期盼均有着悠久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已出现了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人皆得其宜等为基本特质的大同之世的理想。自此以后,大同之世不仅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先民,而且在近现代构成了接引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正如毛泽东在评价著有《大同书》的康有为时所指出的,中国文化传统虽早就确立了大同理想,却没有能够“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科学,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指明了“社会革命”这样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对包括中国的大同理想在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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